生活在同一城市，却不愿再相见，这或许算得上最遥远的距离。因一篇文章而走进公众视野的天津女孩马斐然和她的父母，现在就站在这距离的两端。家是温暖的港湾，她却将家视为“牢笼”；父母是最坚强的依靠，她的希望却是不要再见……

近日，一篇名为《我考上了名校，但最终死在了原生家庭手里》的帖子在网上引发热议。主人公是一位化名“康莫”的34岁女性。文中称，康莫“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硕士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本应有着大好的前途，但她的母亲却将她强制送进了精神科进行所谓的治疗，并在其母亲的威胁下办理了残疾人证(精神残疾)。在毕业后的七年里，康莫遭受了电休克治疗、强制服药、扎针、捆绑、软禁、恐吓、嘲讽辱骂等一系列折磨。如今的她仍被软禁在家中，除了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之间可以自由到楼下溜达，其他的任何出行都要得到父母的批准……”

此前，有关媒体报道，文中的“康莫”是天津人，真名叫马斐然。经过多方搜寻，记者终于联系到了她本人。7月3日，在河东区八纬路附近的一家快捷酒店，记者见到了马斐然。

尽量避免一个人外出

马斐然所住房间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女士挎包，旁边6瓶矿泉水和4个盛满白开水的杯子十分醒目。“杯子是酒店的，走廊里就有饮水机，一次接满白开水为图个省事儿。”因为不想频繁下楼购物，入住酒店时她一次性备足矿泉水，吃饭都用外卖解决。她说，尽量避免一个人走出房间。

马斐然从挎包里拿出了一个白色塑料袋，里面有她的二级精神残疾证、身份证、一张打印的住院费用清单，以及四个药瓶和两个药板。药瓶上写着“碳酸锂缓释片”，药板上写着“奥氮平”。马斐然说，此前自己每天都要服用这两种药物。自从她离开家以后，几乎就没再服用过，用她自己的话说，带出来是为了保留“证据”，是从家里偷出来的。

采访过程中，马斐然的手机不断地收到信息，她告诉记者，有志愿者等在楼下，来看看她的钱够不够花。在离家的这段时间里，马斐然一直靠着网友及武汉大学校友会的资助在生活，“这些钱应该够我坚持到重新鉴定的时候。”

离开家后仍疲惫不堪

“这几天你父母联系你了吗?”这个问题，打开了马斐然的话匣子。她告诉记者，最近这几天她父母联系过自己，本来以为离开家就没这么累，没想到父母的电话让她依旧疲惫不堪，手机密码不行了、下载不会了、账号申请、朋友圈不会发、狗不知道怎么弄了等等一些琐碎问题，还得由她指导父母完成。

说起自己的父母，马斐然显然还有一肚子怨气，对父母的不满竟然一口气地列举出来。父母经常吵架的影子已经深深烙在了马斐然的心里。对于父亲，马斐然的评价是“抽烟、遛狗、打麻将”。而对于母亲，马斐然说的更多一些，诸如母亲经常和父亲大吵大闹，将她控制在家里多年，在她的房间内安装了铁栅栏，她每天无法外出，与外界联系困难，每周五上午10点到下午2点趁母亲外出，才能和同学说些心里话。母亲扼杀了她的音乐爱好，贬低她的音乐才华等等。

自我感觉没有精神病

对“精神病”这个话题，马斐然不回避，但十分痛恨。她认为精神病这个“帽子”将她创造出的一切好的东西全都剥夺走了，曾经的工作也因此半途而废。她告诉记者，自己曾只身去韩国当老师，但韩国警方查出来她申请签证时隐瞒了精神病诊断，最终被遣送回国。

马斐然本科学广播电视新闻学、辅修了心理学，研究生读了临床语言学。她坦言，自己没有资格诊断自己是否有精神病，但她自我感觉没有。家人和医生认为，她说话语速过快，音量大，“我练声乐的音量不大行吗?我学广播电视新闻的，语速快很正常。”马斐然说，她在医院治疗期间，都是她的母亲代她描述病情，她自己甚至没有和医生进行过系统的交流。

委托律师撤销残疾证

对于未来，马斐然心里有着一个美好的规划。她想先把身体调理好，如今她饱受颈椎病的困扰，而且身体明显发福。然后，她想摆脱母亲的控制，不要“困在家里的牢笼”。对于困扰她多年的残疾证，她恨不得立即撤销。她告诉记者，已经委托了律师，还有志愿者和媒体的协助，最近就要进行第三方精神病鉴定。如果鉴定结果自己没有精神病，那么她的未来将一片光明。

马斐然最想进入唱片公司工作，凭借她多年对音乐的热爱和积累的音乐知识来做自己喜欢的事，哪怕待遇不好也没关系，至少有了属于自己的事业。

临近中午，马斐然决定换一家酒店。退房的过程中，她也没和记者客气：“哪位帅哥帮我拎着行李?”马斐然有些调侃地说，她的“行李”除了挎包外，就是那六瓶矿泉水了。

邻居说

小时候很安静后来很少见

记者在马斐然家楼下见到了几位邻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爷告诉记者，她对马斐然小时候印象挺好，小女孩挺安静的，经常和她父亲下楼遛狗。后来听说马斐然去国外留学了，当时她父亲特别骄傲，还和邻居们说女儿年薪30万欧元。后来听说马斐然生病了，但究竟得了什么病并不清楚，而且就很少见到马斐然外出了。

对于马斐然的父母，另一位大爷告诉记者，马父喜欢打麻将，马母退休比较早，以前喜欢跳舞，但最近忙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刘晶(化名)是马斐然武汉大学曾经的室友，她记忆中的马斐然性格外向、大方，而且非常好学。

“喜欢学英语、唱歌、吉他、心理学，学了很多东西，也常在寝室大声唱歌。求知欲望强烈，非常愿意去学习其他领域的事情。”据刘晶回忆，马斐然和寝室内的同学相处的还不错，她性格比较独立，在大三的时候就搬出了寝室，之后在上课的时候碰到，还是会一起聊天。有比较强烈的和人交流、聊天的欲望，大家和她也都比较聊得来。

她回忆，大三的时候，马斐然搬出了原先居住的湖滨宿舍区，借住到了播音主持专业位于枫园的宿舍区。理由是那里空房间比较多，方便她安静地学习和练习声乐。马斐然到香港读研究生之后，和寝室同学的联系就很少了。刘晶听其他在香港的同学说，她研究生毕业后到了德国继续深造。后来听国外的校友说，马斐然因为眼睛出现问题已经回国。

2016年上半年，马斐然和刘晶取得了联系。“她说是通过我的QQ号找到我的微信，然后我把她拉进了宿舍群和班级群，这样才慢慢和大家恢复了联络。”刚联系上的时候，正好是班级筹备毕业10周年的聚会，当时马斐然还和同学们说要一起到武汉聚一聚。“大概一个月以后，她和我们说被爸妈抓起来，强制去看病，前前后后沟通了好几次。后来有一天她说她逃到北京去了，住旅馆没有钱，寝室的几个同学就一起给她凑了些钱。”这次事件之后，马斐然再次与同学失去联系，几个月后，她解释说被爸妈抓回天津，“被关到医院里面去了。”

马斐然父母

对于女儿病因这么多年也没弄明白

距离马斐然居住酒店20公里外，红桥区一处老式居民楼里，住着马斐然的父母。记者到的时候，属地街道的工作人员正在了解马斐然一家的情况。屋里的摆设简单，一张大圆桌上摆着还没来得及收拾的午餐。马斐然的母亲杨女士站在桌旁，提起网上关于这件事的帖子，她一肚子的委屈变成了两行热泪。“没想到孩子会这么说我。”杨女士反复说了几次。

杨女士说，女儿上大学的时候和常人一样，可自从把她从香港接回来以后，女儿就像变了一个人——她经常在屋里吵闹，和父母大声说话，还多次说想换一处房子。可家里条件不好，夫妻俩的退休金很大一部分给女儿买药看病。说起这些的时候，杨女士再次流泪。服用药物后，女儿就会好很多，她就喜欢在屋里看书。

杨女士带记者走进了马斐然的卧室：一张双人床被各种书籍占据了一半，一个发旧的抱抱熊占据了马斐然的位置。一本《完全音乐理论教程》，书页上有折叠的痕迹，马斐然在上面密密麻麻地做了很多标记。

说起闺女的成绩，马斐然的母亲顿时显得有些骄傲。她告诉记者，女儿的成绩一直很好，拿过很多证书，去香港和国外读过书，看的书也特别多。

“看她那样，我也着急啊。”马斐然的母亲说，“谁不疼自己的孩子啊……”她第三次流泪了。女儿此次离家之后，手机不接，微信也不回，她显得很担心，不知道女儿在外面过得怎么样。街道办的工作人员说，可以通过民警提供的信息找到马斐然居住的酒店，她当即表示，愿意接女儿回家。

马斐然的父亲话并不多，他对记者说，希望女儿得到社会认可，能有一份工作，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如果有组织或个人能够为女儿提供第三方鉴定，还是希望女儿能够重新鉴定是否真的有精神病，“如果证明女儿没有病，我们都会为她高兴；如果她真的有病，我们也会让她好好治疗，尽早恢复健康”。

对于女儿的病因，马斐然的父母这么多年也一直没弄明白，女儿上大学时好好的，自从将她从香港接回来以后就像变了一个人。

安定医院

三次住院治疗在医院待了9个多月

7月4日，记者来到了马斐然曾接受治疗的天津市安定医院。在心境障碍十科，记者见到了从马斐然第一次住院就了解其情况的王立娜主任。王立娜向记者还原了马斐然的诊断和治疗过程。

2011年3月，马斐然的父亲和姑姑第一次把她送到了安定医院就诊，并且向医院提供了马斐然之前的病史。“当时家属向医院出示了她在香港明德医院的诊断报告和治疗情况及在天津中医一附属的诊断报告复印件，当时诊断报告显示马斐然为精神分裂症。”随后医院对马斐然进行了诊断，在马斐然的诊断情况报告中看到，马斐然精神状态为非血统妄想和现实脱离妄想等症状。然后马斐然办理了住院，在医院住院治疗97天，情况好转后出院。

2012年11月份，马斐然再次在安定医院住院治疗。王立娜回忆，当时马斐然被送到医院时，她的父母向医院提供的情况显示，在上次出院后马斐然独自前往了韩国，在韩国的这段时间里，马斐然怀疑自己被跟踪、居住的地方也被监控。后来她被大使馆和韩国的一家医疗组织救助，然后遣送回国，回国以后就到了医院进行住院治疗。其中，在韩国时救助她的医疗组织也出具了诊断报告，并对其使用了相关的药物。

当时安定医院发现，马斐然营养不良、电解质紊乱。诊断后认为，马斐然有被害妄想症，认为父母不是亲生，同时有精力旺盛、言辞夸大、情绪旺盛等情况，属明显的躁狂症的症状。所以第二次诊断报告中填写的马斐然症状为伴精神病症状的躁狂发作。随后进行了为期90天的住院治疗，在症状好转以后办理了出院。

王立娜说，在2015年10月初，马斐然的姑姑来医院开精神异常证明，称因为马斐然去广西北海市买了两套房子，并透支信用卡交了订金。她的父母得知情况后，赶去了广西想退还订金，但是必须要医院开具的证明。当年10月份，马斐然和父母回到天津后，来医院进行了第三次住院治疗。其父母还给医生看了马斐然当时在北海某医院进行了9天的住院治疗证明和治疗精神方面的用药情况。记者在就诊记录里看到，马斐然第三次住院后，经过了92天的治疗后出院。

“马斐然在住院期间，没有发病时会和普通人一样，并且马斐然是个很安静的姑娘，比较喜欢看书，也很懂礼貌。但是在发病时，她精神会很亢奋，不喜欢睡觉，情感高涨，并且在住院部里打抱不平，为各个病人向医生申诉。”王立娜告诉记者，马斐然最近的一次取药时间是2017年6月19日，她本人及父母基本上两周到四周的时间回来医院拿一次药。在她的印象中还有几次是马斐然自己来医院拿药。

律师

尚未接受正式委托

鉴定无法绕开父母

6月底，马斐然只身来到位于东马路的得安律师事务所，找到主任王增强律师，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希望王律师可以帮助她摘掉“二级精神残疾”的帽子。

据王增强律师回忆，当时是马斐然主动联系了他，“她是独自一人来的律师事务所，和我讲述了她这些年的经历，具体内容和帖子里的内容差不多。我们作为非专业人士，只能通过与她交流进行初步的直观判断，她的语言能力没有问题，表述非常清晰，目的也很明确，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帮助她找到权威的鉴定机构，重新进行精神鉴定，撤销残疾证。”王律师说，“但是精神疾病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作为非专业人士很难直观判断她是否具备完全行为能力。既然她是通过程序取得了残疾证，那么也需要走程序来注销残疾证。”

针对马斐然提出的诉求，目前得安律师事务所对她提供了援助性质的法律咨询服务。不过，马斐然与得安律师事务所之间并没有签订正式的委托协议。“我们咨询了包括中国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在内的几家司法鉴定机构，对马斐然的精神残疾进行重新鉴定需要公检法机构出具委托书。”王律师说，因为马斐然事件并没有进入司法程序，所以暂时拿不到委托书，事务所也无权确定鉴定的具体时间。

马斐然向记者讲述，她曾在2016年“逃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填写了一张精神鉴定申请表，但鉴定需要她的监护人签字。而她的父亲并没有为马斐然签字，也就没有实现。“无论是医院出具的医疗鉴定，还是通过诉讼程序进行司法鉴定，都无法绕过她的监护人。”王增强律师也证实了这个说法。他强调，对马斐然进行的法律援助和咨询，都是建立在她所述皆为事实的基础上。从法律上来讲，她有二级精神残疾，她独立签署的文件不能说绝对无效，但是效力也要打个问号。因此她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协议，也需要监护人的签字才能实现。

“现在需要进入诉讼程序，才可能拿到法院的委托鉴定书。但是目前没有她父母的签字，我们目前没有建立委托，也是因为她的独立委托是否有效的问题，而到法院‘诉’什么也是个问题。所以下一步我们也在考虑如何做。目前马斐然没有起诉她的父母的诉求，主要诉求还是鉴定自己有没有精神疾病。但无论起诉还是鉴定，都绕不开她的父母。”王增强律师解释说。

延伸阅读：如何简单判断精神分裂

1、思想紊乱

患者会觉得有些思想不是自己的；而是出自他人透过收音机电波、激光光线或传心术等方法，放进他的脑中。他亦可能感到思想离开，像是被人取走一般。脑变成空白一片，完全不能思想这种情形并不等同忘记一个思念或当我们紧张时，失去思想之连贯能力。患者又会觉得思想被人传讲出去，以致旁边的人都听到。有时又感到思想从脑中被人广播出去。这样，患者觉得所有人都知道自己在想甚么，而久缺私隐性。患者觉得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的思想。

　2、幻觉

幻觉是一个错误的观感。患者看见一些事，听到一些声音或嗅到一些味道而旁人是不能感受到的。正像在清醒时发梦一般。很常见的例症就是在一间没有人的房中，听到说话声。说话声相当逼真，好象在房外或隔邻发出，有时又似甚至在身体某部份发出。幻觉是患者所看见的事，听到的声音或嗅到的气味而不为旁人所感受到的。

3、妄信

妄信是(一个)错误的信念，但对患者来说是非常真实的，其它人却绝对不能相信。

4、其它病症

说话方面的困难：患者有时所说的话，人家不能跟上，有时他们会创作一些「字眼」或用奇怪的表达方式。有时他们又不多说话，令人很难和他们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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